一九三三年世界戰雲密佈，第二次世界大戰一觸即發，美國匹茲堡榭迪賽德長老教會（Shadyside Presbyterian Church）呼籲世界各地信眾每年於十月第一主日舉行普世聖餐主日，這建議於一九四０年獲美國基督教協進會正式通過及接納。
際此紀念二次大戰結束七十週年，今日在聖壇前領受聖餐時，我們會有一種特別的感受──我們與普世教會合而為一，誠心誠意為世界和平而祝禱，求主憐憫，使人心得以改變，停止暴力行為，促進愛與和平，更要學效耶穌犧牲捨己的精神。
普世聖餐運動之發起及每年均獲得支持，乃因美國經濟大蕭條及二次大戰之遺禍，再加上當時歐洲納粹主義猖獗，人心惶恐，害怕更大的禍患隨之降臨。一九三三年羅斯福在總統就職演說中的名言是：「我們唯一該恐懼的，就是恐懼本身」（The only thing we have to fear is fear itself）。
可悲的是，我們並未從歷史汲取教訓。戰爭可以停止，冷戰可以結束，柏林圍牆可以倒下，金融危機可以消除，但自二次大戰結束後，我們只有短暫的和平，世界仍烽煙不斷。回顧過去，自一九七九年柏林圍牆倒下的短短三十多年，這個世人夢想的「新世界」仍然為着自身利益而壁壘分明、爾虞我詐、心思貪婪、豪取強奪，為求滿足一己之慾，妄顧弱勢社群，忘記了在自身以外，還有「普世」，只看到個人的利益、「我的」群體、「我的」教會、「我的」世界。
聖餐之所以為「聖」，乃因是「上主的餐」，是上帝的愛子耶穌基督以祂的死和捨己的生命換來的。我們不單單領受，更重要是得着耶穌的生命，學習祂的榜樣和教導。無論是信徒個人、教會群體或以基督教為國家信仰的國家，當信徒在敬虔領受聖餐之時，祈求上主潔淨我們，饒恕並赦免我們的自高自大和貪婪自私；更在這普世聖餐主日之時，心繫環球信徒，從日出之處到日落之地、從東至西，南至北，都同心在主前跪下禱告：願天國早日降臨！
V Day（Victory in Europe Day，歐戰勝利紀念日，歐美國家定於每年的五月八日紀念一九四五年五月八日納粹德國在柏林正式簽訂投降書，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式結束）對信徒來說，聖餐便是我們的V Day，以信心紀念基督勝過死亡和黑暗權勢，和平仁愛終永存人間！
聖經，不單是全世界最暢銷的書，也是使人「因在基督耶穌裏的信有得救的智慧」（提後三：15）。然而因各人對聖經的認知和領會各有不同，在實踐之時往往出現分歧和爭論，繼而產生了被視為「激進」或「保守」的教會，出現「開明」或「建制」等不同的名字。在英國，相對於政府體制之內的國教聖公會，循道公會由始至今仍是以自由教會為榮，不受政治勢力的牽制，有更大的空間回應社會民生、經濟，甚或是政制的處境問題。
香港在過去的三十年生活富裕，回歸後政治生態改變，教會日趨內向，而信徒也較喜歡追求歡樂、平穩的教會生活，漸漸遺忘了聖經的教訓是要學效耶穌基督的受苦生命——「為福音同受苦難」（提後一：8），甚至是「為義受苦」也是甘心樂意。
聖經是上帝的話語，上帝的道，不單只是一本「使人歸正」、「行各樣的善事」（提後三：16-17）的書，更是「使人甦醒……使愚蒙人有智慧……使人眼目明亮。耶和華的典章真實，全然公義」（詩十九：7-9）。我們閱讀聖經，重要的是體驗上帝的心意，從而得着能力，在地上建立上帝的國，與主同行，不斷創造一個更完善、公義、和平、仁愛的社會。
在不公不義、強權威嚇的社會中，要為貧困受苦的人伸張正義及為主發聲，確實不是大多數信眾可以做得到的。巴西大主教Helder Camara (1964-1985) 的名言是：「當我施捨食物給窮人時，他們稱我是聖人。當我問為何有窮人時，他們罵我是共產黨人。」「他們」都是在看同一本聖經的人，但當有牧者或教會要與貧苦的建制社會下的受害者同在時，便會受到質詢和批評，甚或是誹謗誣衊。
在改革宗中，聖經的權威（authority）是地上唯一的權威，我們要遵守上帝的聖言和命令。地上的政權也因上帝而來，律法固然要守，但上帝的典章律例更加要遵從和委身。一五二一年四月十八日，馬丁路德在面對德國的帝王問他會否認錯，並收回所發表的意見時，馬丁路德說：「除非聖經或有理由清楚證明我是錯，我受所引用的聖經約束，我的良心受神的話捆綁。我不能，也不願收回任何的意見，因為違背良心既不安全，也不正當。我不能那樣作。這是我的立場，求上帝幫助我。」
聖經不只是今日，亦是昨日和將來的。有一天，上帝會再來，問我們是否那「又良善又忠心」的信徒，並有否忠於聖經的教訓。
當施政報告宣布大手筆扶貧時，霎時間香港百多萬生活在貧困中的人口便似乎減少了一大半。他們以後可靠着福利金提升生活質素，而我們信徒從此便可以安枕無憂，過我們自得其樂的生活。關懷社會貧窮等政策自有政府推動，與我們何干？
社會貧窮是否那麼簡單容易解決？香港在九七回歸後，社會貧富差距之大令人震驚，財富積聚於經濟學家所言的百分之一人口中，同時政府亦承認香港五分一人口生活在貧窮線下。這是我們的「羞恥」，更不能沉默和無動於衷。
如果你說：「本會屬下的觀塘社會服務處不是已經設立了『食物銀行』，提供糧食給貧困無助的坊眾嗎？」我會答你：「那是『救濟』、『慈惠』式的服務，是香港回復到上世紀五十年代難民潮湧入時的教會派發糧食包的時代。我們可以自滿嗎？」如果我們以為本會有五間社會服務機構，提供自幼兒到長者、健全至傷殘的種種社會服務便已夠，那麼我告訴你，早在二三十年前，不少人已指出教會只是做了政府的「判頭」，承包了政府的責任，實在沒有甚麼值得炫耀自豪。時至今日，當我們醒覺到這社會是如何壓榨剝削大部分人的生活，權貴商賈如何謀取暴利，使香港九成九的人口生活艱苦時，身為基督的信徒，我們不得不警惕自己，我們是否貧苦人的「好鄰舍」？
我們相信人是按着上帝的形象被造，應有其尊嚴──憑着工作自食其力，而非靠救濟、接受慈惠度日。世界循道衛理宗的社會宣言（1986）中指出，不去維護人的尊嚴、對貪婪的剝削無動於衷，這些都是罪；而今日的香港不公義、不公平、不合理的制度屢見不鮮，層層剝削無助的普羅市民，我們更要致力提升「社會公義」。
救主耶穌宣讀以賽亞書的一段話來開始他的職事，說到「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宣告：被擄的得釋放，失明的得看見，受壓迫的得自由。」（路四：18）耶穌在世時為民而來，也為上帝之民而捨命。這是上帝給我們的聖召！
社會關懷，與我們切身相關，無可推諉！